五、动用“国家战略储备粮”

旱情在持续,麦子大面积枯萎,眼睁睁地看着夏粮行将绝收。群众担心:继续呆在家里,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是,他们纷纷拥向长葛火车站,携家带口扒火车,外出逃荒寻找活下去的路。

习仲勋闻讯,立即带领工作组赶到火车站。

面对此情此景,习仲勋非常动情地说:“乡亲们,咱们这里遭到大旱灾,大家生活困难,我们非常理解。我也是咱河南人,老家在南阳的邓县(今邓州市)。我爷爷时遭遇饥荒,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。那时是旧社会,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。现在是新社会,我们有党和政府做靠山。今年咱这里的情况,我们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,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。县委、县政府也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进行救助,让乡亲们度过饥荒。我们中央工作组将同乡亲们一道,克服困难,坚持抗旱,争取不让夏粮绝收,种好早秋,度过灾荒。”

刚稳住群众,没承想,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: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,超购289万斤。如此一来,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,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。

时任县粮食局副局长赵寿亭回忆当时情景,说: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,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,研究退库和统销(返粮)的问题。会上,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(那个时候,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。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“违法粮”和“救命粮”之间悲壮抉择的故事)。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,说: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,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;没有中央批准,一粒都不敢动。

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,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。

都在心里相问:习仲勋,你敢不敢担当这个责任?

习仲勋果敢地说:特殊情况下,要采取特殊措施。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。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,等于向国家“预借”。下年丰收,再补上。

会议室里,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,无人发言。

说得轻巧,能“预借”吗?

说是“补上”,“补上”就完事了吗?

看到这场面,习仲勋思考片刻,拍板决定:“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。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,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。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,给予破例。”

《长葛粮食志》记载:“县决定退库(小麦)60万斤,统销341万斤,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、机动粮135万斤……共计1156万斤,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。”

1156万斤粮食,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?

《长葛粮食志》上的这张表格,默默地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。

第三章 /长葛“查风纠偏”

一、解散“大食堂”

村哄乡,乡哄县,一直哄到国务院。这次,国务院领导到了长葛,长葛敢不敢当面哄瞒国务院呢?

有人认为:习仲勋带领的中央工作组,面对他们的造假和骗术,还会像此前众多检查团一样,睁只眼闭只眼,惊呼一声,赞叹几句,打个马虎,最后还是像先前那样顺利过关。

农村办公共食堂,是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“新生事物”,被作为“共产主义萌芽”大力提倡。公共食堂开了,不少人饿死了。公共食堂已经成了众矢之的。

1961年年初,中央根据群众的呼声,停止了统一办公共食堂的做法。

“皇帝的新装”已被戳穿。

但是,长葛有些人依旧高呼:“皇帝的新装”漂亮极了。

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,长葛不少公共食堂实际上已经散了伙。听说中央工作组要来长葛,县里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,严令:各公社、大队所属公共食堂,必须赶在中央工作组到来之前重新开伙。

习仲勋到来后,有的干部向工作组不断反映,说:贫农、雇农、下中农拥护食堂;一些中农、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。

一上来,就给习仲勋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: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,你习仲勋好自为之,自己去选立场站队吧。

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?习仲勋走村串户,了解实情——

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说:他们村有49户人家,除成分不好的3户,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。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,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,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。

1961年5月8日前,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完了宗寨、樊楼、杜村寺3个大队,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。

农民岳永平反映说:“食堂吃一次饭,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。早晨吃饭到半晌,中午吃饭到日西,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?办食堂,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。下地干活的,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。照这弄法,再过一年吃啥哩?”

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:“办食堂,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,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,生产就放松了。我一下地,群众就吵‘吃不饱,干活没劲’。于是,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,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。搞了半个月,饭吃得稠了些。群众说:像这样吃,还差不多。可我一离开,饭又稀了。现在粮食少,食堂是办不好的。顾了生活顾不了生产,顾了生产顾不了生活。吃力不讨好。”

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:“办公共食堂,没燃料,就烧树木;树砍完了,就烧木板、农具、饲草,甚至扒房屋。仅宗寨大队,就扒房21间,烧椽梁85根,烧农具24件,烧饲草5万多斤。再办下去,要出大问题。”

了解到真实情况,习仲勋有了发言权。

在县委扩大会议上,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:“公共食堂,只要群众不愿办,就不办!”

这厢办大食堂,那厢大炼钢铁。群众的锅,都被收走炼铁了。食堂一哄而散,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。习仲勋想得很细,说:“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,但分散以后,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。相反,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,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。”他要求干部们:食堂解散后,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、砂锅等紧缺炊具,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、萝卜缨等。

一天,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,语重心长地说:“楚西酉书记呀,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在这连年自然灾害和人为‘五风’危害的困境下,要以菜代粮,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,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。不然的话,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!”

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、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,有件事,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。有一天,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。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,习仲勋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。循声过去一打听,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。他说:群众开荒自救,应该支持。受此启发,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、河边等“十边荒地”,种粮种菜;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、家禽和兔子,改善生活。

“在当时,个人开荒种地、养大牲口等,都是要被批斗的。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,号召大家做这些事。”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,“他这套‘组合拳’出招不长时间,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。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。每户养3至5头猪,鸡鸭每人两三只,队队发展副业。很快,宗寨恢复了生产元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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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编辑:SN09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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